新闻启示录 发表于 2021-3-11 18:20:00

手机接纳平台成偷窃销赃新渠道 专家:应创建赃物可追回制度

手机、iPad、条记本电脑等数码产物,通过APP,不到一分钟就可以给出“估价”,线下门店还能直接换现钱。这类互联网手机接纳平台在给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被非法分子盯上,成为其新的销赃渠道。
北青-北京头条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有窃贼专偷手机等数码产物,之后再经“爱接纳”等接纳平台举行销赃,为了回避实名制等规定,他们通常会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偷窃数码产物 使用互联网接纳平台销赃
2020年11月,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郭某先后15次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以及多处商超行窃,其中偷窃的条记本电脑16台,全部在“爱接纳”平台销赃。
东莞一家公司的开发技能员谯某,多次以检测手机为由“借”手机,销赃后用赃款买彩票,停止案发之日共侵占手机99部。苏州一家公司堆栈保管员程某,先后9次将保管的卡西欧相机、富士相机及富士镜头共14件偷走,通过本地的“爱接纳”销赃。
北青-北京头条记者了解到,“爱接纳”规定了接纳物品必须身份登记,但执行过程中有羁系漏洞。从实际判例看,犯罪嫌疑人销赃时可以通过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银行卡、手机号等蒙混过关。
2020年5月湖南汨罗市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王某先后4次作案,最多的一次从岳阳某营业厅手机柜台一次性窃得手机35部。王某供述,他的钱包里有6张身份证和多张银行卡,除了一张身份证是自己的,其余5张都是别人的。他用两个微信号在“爱接纳”、“闪接纳”等平台销赃。王某称,因担心公安构造通过销赃手机的去向抓到他,所以两个微信号的注册信息以及绑定的银行卡也都是以别人的名义弄的。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审结过一起雷同案件。法院查明,被告人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山区、大兴区等地撬锁入室进入饭馆、商铺、手机营业厅等偷窃12起。
“爱接纳”北京大兴区某门店的工作人员证实,该人曾先后三次通过爱接纳该门店出售多部手机和电脑。该人的真实姓名是陈某胜,但爱接纳店长范某证实,他提供的身份信息中的名字是“贾某舟”。
店长范某作证说,他曾询问手机泉源,其时“贾某舟”自称是做条记本维修的,顺便接纳顾客的手机。“我问他,这么新的手机顾客为什么要卖?对方没答复,让我给他结账。”范某称,确认收货后,他用手机给对方打印生意业务编码,总部确认生意业务乐成后,随即将钱款打入对方的微信钱包,整个过程里在门店宁静台都未能做到有效羁系和相应预警。
警方已察觉相关“苗头”手机无法解锁也被接纳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副支队长杨燕峰在继承媒体采访体现,在三支队打击的侵财类犯罪当中,大部门犯罪嫌疑人仍在沿用传统的销赃渠道,使用APP、无人看管柜台机举行销赃的情况尚不普遍,但是警方已经察觉到这样的苗头。
“我们现在已经跟一些提供二手物品生意业务业务的互联网公司举行了互助,针对网络出售的二手物品的泉源如何筛查等问题举行研究和探讨。”杨燕峰说,其实不止是“爱接纳”这样主要针对手机接纳业务的互联网平台,其他一些谋划二手业务、年轻人使用频率很高的网站,在给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都有大概出现一些漏洞。
丰台查察院第三查察部查察官张磊也曾管理过此类案件。2018年初,嫌疑人王某通过网络将偷窃来的11部手机陆续卖给了两家网络接纳平台。他通过邮寄接纳的方式预约了快递公司,将手机寄到平台的指定所在,但因其偷来的手机大多有屏幕锁,王某无法向平台提供解锁方式,最终这些手机被以极低的代价接纳。
张磊体现,以往的案件中,收购这些盗赃物的多是一些销售二手电子产物的店肆,如果东家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况下仍然收购,则大概涉嫌刑事犯罪。随着公安构造侦破技能的不停升级,嫌疑人开始实验转向遗留陈迹更少的线上接纳平台,通过网络方式销赃,线上平台可以通过快递完成寄递。
张磊称,线上销售渠道使得嫌疑人更加容易隐蔽自己,如果接纳平台羁系松懈,便大概使得来路不明的手机轻易被非法分子销售赢利。
专家:平台应有相应羁系机制 创建赃物可追回制度
北京-北京头条记者注意到,2019年1月1日起,《电子商务法》已施行,电子商务平台应对其平台内存在的生意业务行为举行羁系,对涉及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接纳须要步伐,特别是对于平台上存在的一些大概牵扯到刑事犯罪的生意业务行为着重举行监视,配合执法构造对违法犯罪行为举行整治。
在继承北青-北京头条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认为相关企业作为平台谋划者,要有相应的羁系机制。首先是防范违法犯罪运动,根据《电子商务法》,对于在平台上从事相应商业运动的主体,要有严格的身份信息审核,举行身份的验证和管理。比如要手持身份证,或是动态的人脸身份验证机制,都可以打击一部门冒用他人身份信息举行违法犯罪运动的嫌疑人。
其次,是创建赃物可追回制度,存储相关生意业务信息,留存清晰的图片,便于追查赃物。为了增强治理,还可以对一些不正常的、高度猜疑的生意业务运动举行抽样核查。
别的,还可以创建提醒制度,可以发动群众,群众可以检举违法犯罪运动,如果卖家发现是销赃,卖家也可以投诉,对他们举行追查。
实习生 王佳
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朱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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