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第七查察厅：改变“坐堂办案”模式，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2021年，时值“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作为法律监视者的查察构造，如何顺应时代举行自我业务革新？新时代法律监视理念如何引领司法实践？“四大查察”“十大业务”的重塑性厘革之路如何破局？本年全国两会期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别推出最高检十大厅长系列专访，借此回望查察业务革新的历程和履历，出现查察司法理念的更新和贡献。本场访谈高朋为最高人民查察院第七查察厅（行政查察厅）厅长张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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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查察院第七查察厅（行政查察厅）厅长张相军。
谈行政查察监视现状：
办案量连续走高，但一些地方仍存无案逆境
澎湃新闻：已往一年间，查察构造管理行政查察监视案件情况如何？
张相军：行政查察是新时代查察构造“四大查察”法律监视整体结构的重要一环。查察构造履行行政查察职责，主要是通过管理行政裁判效果监视案件、行政审判运动违法监视案件、行政执行运动监视案件来实现的。
2020年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错，是新中国汗青上极不寻常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倒霉影响，全国查察构造管理行政查察监视案件出现出三个“明显”特点。
一是办案规模明显增加。办案数量连续走高，办案效率、质量和效果稳步提升，全年共管理各类行政诉讼监视案件近5.4万件，与2019年相比上升70.3%。其中，行政裁判效果监视案件1.4万件，同比上升15%；行政审判运动违法监视案件6800余件，行政执行运动监视案件3.2万件，同比均上升1.1倍。
二是公开听证力度明显加大。2020年全国查察构造对行政查察监视案件开展公开听证900余件，同比上升6.5倍。公开听证在查清事实、辨明是非，搭建平台、凝聚共识，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取得明显成效。在全国查察构造摆设开展“增强行政查察监视促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运动，共促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6000余件，办理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费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澎湃新闻：当下行政查察工作现状如何，有何难点？
张相军：我们清醒认识到，行政查察起步晚、根本薄，仍然是“四大查察”中的短板和弱项，尤其是与党和人民的更高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难点：一是监视规模仍然偏小，监视质效亟待提升，行政查察供给与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情况等方面的新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小差距。
二是下层行政查察有职能无业务无案件的逆境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尤其是受行政案件会合管辖的影响，下层行政查察作用发挥难的问题尚未完全破解。
三是行政查察人员的素质能力还不适应，具有行政法专业配景和从业履历的人员少，查察理念需要连续更新转变，尚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行政查察工作要求。
谈行政查察监视典范案例：
聚力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改变“坐堂办案”模式
澎湃新闻：行政查察监视的对象主要是行政诉讼。如何抓好典范性、引领性案件的监视？
张相军：案例是最鲜活的法治课本，是最生动的法治教科书。抓好典范性、引领性案件的监视，对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得到感，促进办理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抓好典范性、引领性案件的监视，必须深入践行精准监视理念，对峙精准化导向，突出管理在司法理念、政策导向、法律适用方面具有创新、引领代价的典范案件。
从详细路径看，我们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创建健全繁简分流机制。面对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在实现简案快办的底子上做到繁案精办。对于浅易案件，要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听取当事人及其署理人意见，提高效率，快速管理，在此底子上会合气力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二是增强精致化审查。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在精致化阅卷的底子上，改变以往“坐堂办案”模式，围绕争议焦点大概疑点开展深入细致的调考核实工作，尤其是注重发挥公开听证的作用，围绕当事人双方存在分歧的关键事实，对关键证据举行公开质证，在此底子上，通过查察官和听证员的提问、当事人报告，查明案情，分清是非。增强类案检索，查找以往类似案件处置惩罚情况，举行对比分析研判，参考鉴戒。
三是强化智慧借助。行政查察监视案件法律性、政策性、专业性都比力强，办好这些案件需要善于借助外脑。依托各级查察院创建的行政查察专家委员会制度，邀请法学专家、律师以及有法律配景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场评议、咨询和论证；对专业性较强的案件，探索行业专业人员辅助办案机制。建立和用好民事行政查察专家咨询网，遇到法律适用、证据明白等难题，上网寻求指导和资助。
2020年，高检院第七查察厅注重对已办了案件的分析研究和挖掘提炼，全年共编发11批54件典范性案例，涉及疫情防控、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助力耕地掩护等领域，有效发挥了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
我们还会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开展“2020年度十大行政查察典范案例”评选运动，入选的十大案例和20件优秀案例，在释法说理、宣传教导、指导办案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对增强全社会法治信仰，助推法治中国建立具有积极意义。
谈行政诉讼步调空转：
一些案件甚至几十年都未实体审理，聚焦实质性化解
澎湃新闻：行政诉讼的步调空转问题十分突出，案结事不了成为行政诉讼的顽瘴痼疾。如何办理？
张相军：当前，一些地方行政诉讼步调空转问题十分突出，一些行政案件反复胶葛于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备案的争执当中，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未举行实体审理，当事人拿着多份裁定，诉求却始终得不到办理，极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
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办理行政争议规定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体现了对办理行政争议问题的高度重视。办理行政争议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强化诉源治理，确保行政构造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依法行政，从源头上淘汰行政争议的发生；也需要创建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增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多元争议办理机制之间的衔接。
从查察构造角度看，做好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老百姓天大的事，是为百姓求公道、为社会消戾气的详细办法，要对峙以化解行政争议为牵引，在管理行政诉讼监视案件过程中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焦点任务，以案结事了政和为目标，综合采取监视改正、促成息争、公开听证、司法救济等方式，促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查察院聚焦行政诉讼案结事不了、行政争议化解难的问题，在全国查察构造摆设开展“增强行政查察监视促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运动，共促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6000余件。
澎湃新闻：针对一些非申诉的行政案件，查察构造能否依职权参与？
张相军：行政查察“一手托两家”，既监视人民法院公正审判和执行又促举行政构造依法行政。查察构造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参与行政案件，依法履行监视职责；对于特定情形的案件，也可以依职权主动参与。
从实践中看，这些特定情形主要包罗以下方面：一是有损害国家优点大概社会公共优点的情形的；二是审判人员、执行人员在审理和执行行政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三是依照有关规定需要人民查察院跟进监视的；四是其他确有须要举行监视的。
谈公开听证：
规范公开听证范围和步调，以柔性方式办理“遗落之诉”
澎湃新闻：行政查察部门是如何使用公开听证，保障当事人正当权利，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
张相军：行政查察主要监视“民告官”案件，采取公开听证方式管理案件，对于保障当事人正当权利、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等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2020年，各级查察构造对行政诉讼监视案件开展公开听证900余件，同比上升6.5倍，占受理数的1.2%；在为期一年二个月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运动中，开展公开听证近1200件，占化解数的18.8%。
从行政查察公开听证实践看，主要是对那些认为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置惩罚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大概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劈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意见的案件召开听证会。
行政诉讼监视案件历经行政决定、行政复议、行政审判等阶段，环节多、周期长、矛盾复杂锋利，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职位，容易“有心结、想不开”。通过举行公开听证会，为当事人搭建平等对话、沟通互换的平台，行政相对人能够通过公开听证得到倾诉，人格和职位得到了充实尊重，为化解行政争议奠基良好底子。
对那些没有实体审理的步调空转行政案件，在听证会上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对申请人诉请尤其是争议的关键事实举行充实观察、准确核实，为实现精准监视、精准化解提供保障。
与此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视员等社会人士到场听证，由听证员把法释明，把理讲透，引导当事人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寻求正当公道的办理途径。
目前，根据《人民查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联合行政查察案件公开听证履历，在修订后的《人民查察院行政诉讼监视规则》中单设一节专门规定听证步调，进一步规范了听证的条件、范围和步调，增加听取听证员意见的评议环节，评议意见既是监视意见，又是专家意见，是人民查察院审查案件的参考。对拟不采取听证员多数意见的，应当向查察长陈诉并获同意后作出决定。
澎湃新闻：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凌驾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但行政相对人在非诉执行阶段仍然提出异议的行政争议。针对这些“遗落之诉”查察构造有何办法？
张相军：司法实践中，对于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决定虽没有行使复议、诉讼权利，但在非诉执行阶段仍然提出其正当诉求所致的行政争议，我们称之为“遗落之诉”。
对于这类案件，查察构造发挥调考核实和司法审查的专业优势，在查清案件事实、明晰法律适用的底子上，通过释法说理、向行政构造提出发起、协调提供救济等柔性方式予以办理，有利于从终局上调处纠纷，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详细而言，对于行政构造存在违法行为大概执法瑕疵的，提出查察发起督促改正；对于行政行为正当公道的，做好行政相对人释法说理工作；对于行政行为正当，但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公道的，查明行政争议背后的实质性矛盾，促成行政构造和行政相对人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息争；对于行政行为并无明显不当，但行政相对人确有生活困难的，积极开展司法救济，并商请有关部门通过民政接济、社会救济等方式资助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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