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考古恒久被西方主导？陕西这支考古队去了以后，变了！
https://p1.itc.cn/q_70/images03/20210305/3ed1416496874eee8a23fee54651cd22.jpeg“十年磨剑剑锋寒，执着西域域外天。古道何人建新言，披波白发迎风散。” 西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赵强用这首小诗，表达他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传授王建新及其团队对丝绸之路考古重要意义的超前认识，和在学术上孜孜追求的敬佩之情。
从事考古工作近四十年的王建新有着诸多身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从中国西安到中亚的广袤大地上，王建新和他领导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最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纪录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广为认可的“中国方案”，因此他们被媒体称为“现代张骞”、当代“凿空者”。
日前，颠末各地各部门推荐、组织观察、审核筛选，陕西省第七批“三秦榜样”公布，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光荣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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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王建新在继承澎湃新闻等媒体采访时体现：“西方学术界在丝绸之路考古领域做了上百年的研究，客观地讲，西方学术界占据了丝路考古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这个局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改变。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也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丝路考古不应该只有西方视角，也应该有东方视角。同时，我们的工作也是‘一带一路’创建中，促进人文交换、文明相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作。”
“我们要把这项工作恒久举行下去，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王建新说：“我个人的责任是，为年青一代的学者做一些底子性工作，给他们搭建好一些平台，做他们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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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拉巴特墓地发掘现场，中乌学者配合工作。
“樋口隆康之问”刺痛中国考古学家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创建于2011年，由8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骨干西席、12名学生组成，吸收国内外19家互助单元59名成员先后到场的考古队。
该考古队以王建新传授为带头人，以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优秀西席和科研骨干为中坚，吸收国内外高校师生和科研单元广泛到场，恒久在丝绸之路沿线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发端于“樋口隆康之问”。
樋口隆康是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他是日本战后较早关注敦煌石窟的专家，樋口隆康还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佛教遗迹作过许多深入的观察，他的著作《丝绸之路考古学》是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学的必备参考。
1991年6月，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关于阿富汗考古的学术陈诉，作为考古工作者、同时又醒目日语的王建新继承翻译。陈诉过程中，樋口隆康问到：“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满座哑然。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生动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公元前138年，张骞为团结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从而开发了丝绸之路，此举被称为“凿空”之旅。
两千年之后，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却说不清楚一支故乡在中国的游牧民族的汗青踪迹；丝绸之路的开创者是中国人，但其考古研究却被欧美及俄罗斯、日本学术界所主导……樋口隆康之问，刺痛了王建新。
痛心之余，王建新下定刻意，“一定要在丝绸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创建。”1995年，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一间不敷20平米的办公室里，王建新和同事们一同画下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学术蓝图：“驻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
做足了充实的学术准备，1999年，一支由西大考古专业专家传授和学生组成的考古队，走出“象牙塔”，走进茫茫戈壁，走进2000多年前的汗青风烟。
“从走马观花到下马观花，再到精准发掘”，十年间，他们数百次的往返于陕西、甘肃、新疆。王建新等人在实践中提出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论，冲破了学术界恒久以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
2007年，团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是大月氏的王庭遗址的“东黑沟遗址群”，该结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遗址？要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就必须走进中亚，沿着其西迁路线“走出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做到两相印证。
在1999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建新积极向同行们论述中国考古走出国门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来对待，才气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
王建新认为：“开展境外考古，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资料，不再吃‘学术剩饭’，才气发出‘中国好声音’。”
“走出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对陌生的国度，他既茫然又担心——在那里考古研究，能不能得到国外同行的支持与配合？能不能得到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在中亚开展考古研究有没有外交政策支持？“既然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开始吧。”
2009年，王建新成为了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当年6月，在其时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吴欣博士的协助下，王建新传授对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了15天的观察。开端了解了两国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和特征，与两国多家学术机构创建了接洽，为开展中亚考古工作奠定了底子。
寻找和确认西天山地区分布的古代月氏文化遗存，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康居、粟特的关系成为新的课题。但王建新先容，其时的工作在经费、政策等许多方面都没有保障。
这一局面在2013年被扭转，当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王建新向陕西省政府做了丝绸之路研究专题陈诉，得到支持。
2013年12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观察、发掘与研究”项目的互助协议，并创建了中乌团结考古队。与此同时，陕西省政府中亚考古研究专项经费立项。由此，西北大学中亚考古进入快车道。以后的2015年8月，西北大学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汗青、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也签定了互助研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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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各国专家在拉巴特墓地考古工地前合影。
构建东方视角下的中亚考古
据王建新先容，中乌团结考古队于2015年至2016年发掘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的撒扎干遗址，共发掘5座小型墓葬、一座大型墓葬和一处石构房址，确认其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遗存。
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组合等方面看，撒扎干的发现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部的锡尔河、泽拉夫善河流域已往发现的一批古代游牧人的墓葬文化特征根本相同，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从年代、分布区域和文化特征看，它们应与中国古代文献纪录的康居有关。撒扎干的考古发现还告诉考古学者，撒马尔罕盆地南缘、西天山北麓是古代康居的势力范围，古代月氏人的遗存应该在更南的区域寻找。
2016年秋，中乌团结考古队在西天山以南的阿姆河北侧支流苏尔汉河流域再次观察过程中，于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发现一处被当地住民盖房取土破坏的墓地。
2017年至2018年，中乌团结考古队对拉巴特1号墓地举行了发掘，共清理了94座小型墓葬。除被破坏较严重、无法辨识形制的6座墓葬外，其余为竖穴墓道偏室墓59座和竖穴土坑墓29座，并在一座墓的墓道内发现一具被肢解的女性骨骼。
这批墓葬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男性个体多随葬短剑、箭镞、削刀、带扣、牌饰等武器及工具，并有双耳罐、高足杯等陶器；女性个体多随葬具柄镜、手镯、戒指、耳环、发带等金银铜铁首饰，以及大量玻璃、费昂斯、蚌贝、玛瑙、水晶等组成的串饰，也有双耳罐、高足杯、单耳杯等陶器。
拉巴特墓地的发现，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图尔哈、阿鲁克陶、考库姆、克希洛夫等墓地，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巴巴沙夫墓地，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的阿伊尔塔姆墓地等处发现的文化面貌相同。墓葬地表构筑圆形石围或封堆，以竖穴墓道偏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为主，多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均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团结碳14测年数据，包罗拉巴特墓地在内，这类遗存的年代范围可确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
王建新先容，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包罗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和丘陵地带，墓葬形制、埋葬习俗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期间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这类游牧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汗青相合，应该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确认了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和分布范围后，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就成为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此前国内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贵霜人是月氏人的分支，贵霜帝国是由月氏人创建的。
而随着深入研究，王建新及其团队得出了与传统主流观点差异的发现：贵霜帝国是由贵霜人创建而非月氏人。因为月氏人和贵霜人所留下的遗存在分布区域、墓葬形制、葬式葬俗、随葬品组合及其所反映出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门，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其后的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早期贵霜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月氏文化。
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西北大学讲师赵东月告诉澎湃新闻，从他们对贵霜人墓葬和月氏人墓葬出土的人体骨骸的研究来看，贵霜人更靠近印欧人种，而月氏人是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血。
目前，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正在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和技能手段，完善证据链条，力图使全新的研究结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王建新先容，欧美各国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学术界，恒久以来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举行了对峙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学术结果，占有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但是，西方学术界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中亚地区的考古研究，多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关注古代波斯、希腊、斯基泰等对中亚的影响。
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以古代月氏文化为切入点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站在东方的视角研究古代中亚，并挑战国际学术界的一些主流观点，“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也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丝路考古不应该只有西方视角，也应该有东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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